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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4 :: 3485 Words高考复读
又是一年高考季，谈谈我对高考复读的看法吧。
早年间，录取率低，高考关系到能否接受高等教育，所以还是比较重要的，别说复读一年，即使复读三年都是值得的。
然而，以目前的录取率，很多复读生复读的目标实际上不止是读一个大学，而是要读一个好大学。这个时候，复读就很值得商榷了。
首先，本科早就不是一个人教育的终点了，计较一时得失并不明知。即使清北的本科，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也就是把你当做普通院校的研究生看待，绝无可能把你看作是普通的博士。而且即使是这种视作等同，也多有破格的性质，并不真正等同。
就像炸药奖获得者屠呦呦，其“三无”身份长期是其短板，学术上混的并不得志，虽然炸药奖比院士牛逼多了。。。
其次，高考满分对于后续的学习意义也不大。以最考智商的数学而言，即使是数学系毕业生，也不一定高考数学满分。原因很简单，命题老师会回避那些使用高级知识能秒杀的题目，强行将大家的知识上限限制在高考大纲以内。但这个限制在现实工作中，并不存在。
题外话，曾经很佩服葛军的数学水平，然而看了一本讲述如何命题的书之后，才发现命题的思路和解题的思路是完全相反的，有些难题解题很困难，命题倒不一定困难。换句话说，对于清北那个级别的学生，他们的高中老师是完全有可能比他菜的。
最后，专业比学历更重要。天坑专业的清北博士被二本码畜碾杀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总之，科研也好，工作也罢都是几十年的长跑，甚至读书（专指高等教育）也是十几年的长跑。起跑线在哪里，并没有那么重要。比如知乎著名的大V花姐，本科就是一所普通院校，然而他马上就要理论数学博士毕业了。按照同行的说法，其水平在理论数学博士中，也算的上中上水平了。这应该能秒绝大多数清北的人，毕竟清北做理论数学的博士也不过屈指可数，多数人都智商欠费，转应用数学了。
2009年至今，唐尚珺一共参加了15次高考：2009年，372分；2010年，405分；2011年，475分；2012年，505分；2013年，530分；2014年，573分；2015年，587分；2016年，625分；2017年，570分；2018年，619分；2019年，646分；2020年，619分；2021年，591分；2022年，597分；2023年，594分。
1996年台湾的大学总录取率不到30％，2023年台湾的大学总录取率是95％+（大学严重供大于求），什么0分上大学，7分上大学，放5年前还能上个新闻，现在连新闻都上不了了。
https://www.sohu.com/a/791160314_121123709
“高考疯子”吴善柳，考上北大不去，复读8年才上清华，如今过成这样
真垃圾筐+
那时候央音老师手下，能考上央音的学生是有名额限制的。
你有钱有才华最好，考上央音，你们开心，我也有钱拿。
有钱没才华也行，反正学费充足，没钱没才华呢，就随便教教，到时候不占用名额。
最讨厌的是郎朗这种有才华没钱的，去考试，肯定能考上，占用老师名额，还不给钱，这老师巴不得郎朗放弃直接走掉，可是郎朗听了半年责骂都没放弃，最后这老师忍不住了，只能直接明说，把郎朗扫地出门了。
央音选了5个孩子去德国，郎朗没选上，后来郎朗自费去比赛，得了冠军，最后留在国外了。
苏式动员型模式的核心要素：人为操纵劳动力价格，以实物、货币、非实物（社会地位、荣誉等）三重保障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2248640
饶-裴一事最终不了了之，会对中国学术圈产生怎样的影响？
两弹一星=
朱家仁，湖南汉寿县人，从小在苏州长大。1920年赴美国留学，主攻航空技术。1926年从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专业毕业。
这个直升机，它叫“直升机”，长得像“直升机”。只有一个小小缺点：不能飞。朱家仁不是没有做过试飞试验，48年做过，飞机刚离开地面就倾覆。
http://www.sheqi.gov.cn/xzwz/ldz/xxgk8/content_77503
朱家仁：第一个造直升机的中国人
当时中国方面对工业体系没有概念，前期设计的项目规划被苏方批评的一塌糊涂，苏联方面的专家最后只能一个一个问：你要这个项目想干啥？目的是什么？配套产业有吗？放置在哪里合适？后来包括第一个五年计划都是苏联方面帮助设计的，可以说156工程的最大功绩是手把手的教会了中国什么是产业链，什么叫配套工程，怎么去规划一个生产基地。苏联同志算是给中国人领进了门，让中国人掌握了一个基本的现代工业体系配套的知识，这是靠自学学不会的。
张为申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46年赴美深造，1951年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国参加建设。先后完成青霉素进口原料的代用品研究和国产土霉素、链霉素、红霉素的研制。
1957年，国产金霉素通过了临床试验，在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我国成为全世界第四个能够生产金霉素的国家。次年，沈善炯参与指导的华北制药厂全线投产，成为亚洲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结束了我国青霉素、链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
1957年，汤飞凡鉴定、分离和培养了沙眼衣原体细菌，成为第一位成功确定沙眼病因的科学家。
https://mp.weixin.qq.com/s/s-Y4tZde0XmGGAkS06YJkw
百岁院士沈善炯逝世，曾攻克金霉素打破美国垄断
https://mp.weixin.qq.com/s/GRWkN8nZ3Q4A90iBiH18Xw
用棉籽饼代替玉蜀黍：中国战时青霉素研制历程（童村和汤飞凡）
1979年，大众集团管理层找到当时还是一个中层工程师的李文波，希望他为公司在中国大陆的中文译名给些建议，因为他是整个集团唯一会说中文的员工。
当时大众在台湾和香港已有销售，使用的名字是Volkswagen的音译“福斯”。李文波认为“斯”听起来像“死”，不吉利，一开始想把“福斯”略作改动改为“福仕”。但“福仕”与在中国广为人知的“福特”还是太接近。李文波既不希望中国大陆的用户误以为Volkswagen跟福特有什么联系，也意识到“仕”有“绅士”的含义，意识形态上不妥，也不符合大众的产品定位。
正巧李文波在香港出版的中文版《读者文摘》上读到过他们对于大众甲壳虫的译名“国民汽车”。然而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国民汽车”这个名字在大陆不可能行得通。如果走意译的路线，Volk对应的应该是“人民”。但李文波当时已经回过南京探亲数次，明白“人民”这个词在中国大陆与政权有着紧密联系，比如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日报等等。他需要一个“朗朗上口且独特，意涵优雅又没有政治色彩，几十年后也不会过时的名字”。于是他想到了“大众汽车”。
这个译名得到了饶斌等中方谈判团队成员的高度认可，就此成为了Volkswagen在中国的官方译名。更巧的是“大众”的“众”字简体字形状又类似于VW标，形神兼备。
https://www.zhihu.com/answer/1926042553842668053
“Volkswagen”为什么翻译成“大众”？
这种物物交换的前提，是双方能各取所需，因此当一方拿出的物资不是对方所需求的，则经常要辗转腾挪数次才能完成交易。比如江苏省武进县化轻公司曾经想用电石到海南岛协作橡胶，但对方需要的是硬脂酸，不要电石。这个单位只好拿电石到处串换，先是用电石从内蒙换到生铁，再用生铁到上海换来汽车，然后又用汽车去武汉换来硬脂酸，最后才用硬脂酸从海南岛换回了橡胶。
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是因为中国计划经济水平远逊色于苏联。同时期的苏联虽然也是黑市猖獗，但交易的多是生活消费品和农产品，鲜有大规模交易生产物资的现象。但这种“落后”倒也并非坏事，由于中国始终保有着市场交易的行为，这使得中国能更顺利地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不至于发生像俄罗斯这样的经济灾难。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21304020225619753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真的一点市场都没有吗？只是分配？
1994年10月我军举行代号“神圣94”海空军联合军事演习，美帝小鹰号航母仅派出一两架EA-6B电子战飞机，破解我军防空雷达信号后，从雷达束旁瓣注入密集信号，造成山东、江苏、上海等多地雷达显示近百架战机大举入侵我演习区域。
https://mp.weixin.qq.com/s/to4Z7Cl8pnp7m7GuzJCLcQ
电子对抗就是一场电磁波的数学竞赛，论降维打击之电子战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2860858
为什么每次美军舰队出现在南海都会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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