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90年代初,国家开始试点教育产业化。首先是在国家统招计划之外增加了少量的地方定向生和委托培养生;后来又在国家的招生计划之外增加了地方招生计划。招生数量的增加降低了录取分数线(十分左右),但这种降分录取者需要向学校缴纳一定的培养费用。
通常来说,培养费用一般是学费的2倍,加上学费本身,就是3倍,且持续2~3年。即使是城里的工薪阶层,也有些费劲,更不用说广大农民了。
相关资料如下:
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5854元,而农村居民收入仅为2210元。
201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
而同期的学费:1999年大概是3000~5000,现在大概是6000~8000,增幅不到一倍。也正是由于费用的问题,这类计划外招生,通常都是招不满的,很少存在名额问题。
国家既然打开了一扇门,自然也要关掉一扇窗户。首先是中专干部身份的取消。这个的时间点各地略有差异,但应该就在1995年前后。也就是说,到了苟晶上中专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干部身份的了。
紧接着,中专也不包分配了。这一举措和上一举措相隔也就一两年的功夫。有的地方甚至是一步到位。自此之后,中专学历对于农村人来说,几乎和垃圾无异了。
但对于城里人,中专还有一定的用处。比如本案中的邱小慧凭借着该学历,最终成为了一名教师。因为按照当时的招工政策,中专是满足工人条件的。国企安排本单位职工子弟的就业,不仅是完全合法合规的,甚至是国家鼓励的解决就业的行为。
而对于苟晶来说,毕业即失业才是最正常的结局。她复读也好,不复读也罢,无非是用了一年时间省去了委培费用而已,对于结局没有任何影响。
对中专更致命的打击,来自于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但必须指出的是,扩招并非一步到位,1999~2006年之间,每年扩招60万,换句话说,就是每年的形势都和前一年有较大差异。而2006年之后,扩招速度减慢,有的年份甚至只扩招几万人,也就是说2016年的情况和2006年相比,其实可能也就相当于2006年和2003年之间的差距。
因此,苟晶对母校的怨恨也就不难理解了:进去的时候颇费了点劲,结果出来了却什么也不是了。。。他们成为了中专转型期的牺牲品。
PS:从网上的爆料来看,黄冈水利电力学校算是非常对得起苟晶了,给她推荐了浙江的一家大型企业,收入能有三四千。这个起点其实比邱小慧还高,我所在的211本科热门专业,好多同学当年也就这个起点。她从此就在浙江发展了。
这次的官方通报特意给出了苟晶的会考成绩,这是之前通报中没有的,这显然有它的深意。会考由于只和毕业证有关,而和升学无关,从来难度就不高,卡住不发高中毕业证,对学校和教育局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大多数中等偏上且不偏科的学生都能拿全A。
不过,偶尔有一门B或者C,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本人高考大概是全省的前0.8%,但不幸也有发挥失常,拿了一个C,还是强项数学,但其他就全是A了。苟晶这样只有一个A的,实在和学霸不沾边。
苟晶的高考成绩也是有玄机的。表面看,在一个区排到了前15%,学习还是不错的,就算只能上中专,那也不过是时代造成的难度问题。可惜恰好当年山东采用了标准分制度,而这个分数是根据全省考生分数经计算得到的,理论上是可以反推她在全省排名的。实际上已经有人推算出了这个排名,苟晶大概是前29.5%,按照2018年的录取比例来看,这个分数大概在二本和三本之间。也就是说,二本都不一定能上。如果是三本的话,含金量和当年的中专,也没差多少。事实上,现在的好多三本,正是当年的中专改制而来的。
但必须指出的是,那个年代,九年义务教育才刚刚普及,同年龄段的人口中,还有大量初中生。如果以这个比例来反推的话,苟甚至有强二本的实力。
但是,我这里不得不再加一个但是,这个反推法也有一个问题。我们比较学历,实际上比较的是非农民人口的学历,对于农民或者农民工来说,有没有学历,或者什么学历,实际上是没啥意义的。而对于城里的人来说,当时的高中录取比,早已接近50%,和现在差别并不大。综上,苟晶放到现在恐怕也就是个弱二本的水平。
官方通报的内容,很明显对于苟晶非常不满。不排除下一步对苟晶采取进一步调查。调查内容可能包括大家关注的,苟晶是否买卖自己名额,是否伪造应届身份等。
牛萌萌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吸毒还矢口否认,搞得警方诬陷她一般。结果直接拘留通报,然后大家才知道,这厮不但吸毒,而且还是惯犯。本来当时不拘留已经是放过她了,还想来这一出?
u1s1,她这个高中班出了两个教授。这还是很牛的,赶得上我所在的某211本科班的水平了。不过,这两位教授的本科也就二本,侧面也可以看出这个尖子班至少在高考上,水平是很一般的,还不如我的高中班。
这个问题也算知乎的热门问题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没有教员,在座的大多数人根本没资格谈论这个问题。
前面提到,我外公40年代的高小,已经算是文化人了。到了50年代末,城里已经基本普及小学。那时候的小学可不像现在,连留级都没有,读了7、8年小学的也大有人在(比如马云),且越早越多。
60年代初,逐渐推广初中生。刚开始比例很少,比如我爸的姐姐上初中时,同班40个同学,只有2个升了初中。但很快的,也就几年功夫,到了我爸上学的时代,能有一半的人上初中。又过了几年,到了70年代初的时候,高中也变得没那么希罕了。当然,这些都是城里的情况,农村不了解。
可对这段历史做个参考的,还有当年的高考录取率。
你们知道哪一年的高考录取率最高吗?
答案:不是现在,而是1958年。
随着全国高校建设(例如当时北京学院路的八大学院)的大跃进,大学的招生规模有了大幅提高。然而参加高考的人数,还是三年前中考的规模(不到30万人),于是这一年的录取率竟达到了惊人的96.9% 。
但随着同期初中、高中招生的大跃进,这一比率又很快降到了1962年的27.43%。其实,这个比例也不算低了,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直到1993年才超过这个比例。可见,这一时期升学的主要矛盾还是:高中的人数太少了。
参见:
https://www.sohu.com/a/148468522_613653
1958年,高考录取率96.9%
至于近五年,单位陆续也招了一些海龟。虽然没有美国前50那种顶级学校的,但也基本在50~150名之间,没有特别渣的。唯一让人低看一眼的,大概要数香港的硕士了,虽然学校不错,但是一年学制,能力差不说,外语也不甚高明,根本比不了土鳖。
当然了,以绝对的知识水平来说,肯定还是新人比老人强。我爸时常吹嘘当年他们学校一个年级也就几百人,比我这个渣硕的人还少,可他连三角函数都不会。。。他的同学混到了正教授、博导,然而学历到最后退休,也就是个中专。。。
1957年6月12日上午,汉阳一中青年女教师李穗给初三(4)上课,在批评有些同学不专心学习的时候,就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李穗说:“我们学校有1001名应届毕业生,今年能够升入高中的指标只有50个。要发奋学习啊,不然到时候就后悔莫及啊!”本来,李穗对学生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希望他们发奋学习考上高中,今后求得光明的前途。然而,她无意中透露的这个信息,却在无意中点燃了导火索,引发了一起学生冲击县政府的闹剧。
汉阳一中事件,由于当时汉阳县属于孝感地区,也被称作“孝感事件”,这也算是上次学历大跃进的著名事件了。
1951——1956年,小学毕业生从100万增长到500万;
1957——1968年,初中毕业生从100万增长到500万;
1971——1976年,高中毕业生从100万增长到500万;
2001——2008年,大学毕业生从100万增长到500万;
最近放映的《无问西东》似乎不错。等下架了,我再看看。
影片再好,也不如真实的历史精彩。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里说,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写这碑文恰逢抗战胜利,南渡可以北归,是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
齐学启(1900-1945)国民党新编第三十八师副师长。1923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
1938年12月2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第95次常务委员会决议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并周知布告。
陕西督军陈树藩以两万大洋从睿亲王后人德七手中买下这处破败不堪的园林,进行了修缮,建了别墅和家庙。
司徒雷登计划用二十万大洋购买此园,陈树藩听说是办大学,表示愿意赠送,经过协商,陈树藩同意将勺园以六万大洋的低价给燕大,其中的两万元作为奖学金资助寒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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