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中国士兵的名声很差。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枪主要是装饰品,他们唯一打的仗是用鸦片烟枪打的;如果有步枪交火,都是事先商定,朝天开枪;战局用银洋决定胜负,士兵用鸦片发饷。
我在这里每天早晨太阳刚在山上升起就同红军大学三个教员打网球:德国人李德、政委蔡树藩和政委伍修权。球场里尽是石子,救急球是很危险的,但是球还是打得很激烈。蔡树藩和伍修权同讲不了几句中文的李德讲俄文,我同李德讲英文,同蔡、伍两人讲中文,所以这又是一场三国语言比赛。
我对当地的人的一个更加腐化的影响是我的赌博俱乐部。我带了一副扑克牌,到了以后没有用过,有一天我拿出来教蔡树藩打“勒美”。蔡树藩在战斗中失掉一臂,但不论打球或打牌对他都没有什么妨碍。他学会打“勒美”后,很容易地就用一只手打败了我。
有一阵子,打“勒美”非常流行。甚至妇女们也悄悄地到外交部赌博俱乐部来。我的土炕成了保安上层人物的聚会场所,晚上你环顾四周烛光下的脸孔,就可以看到周恩来夫人、博古夫人、凯丰夫人、邓发夫人,甚至毛夫人。这就引起了旁人说闲话。
但是,对苏区道德的真正威胁是在保安学会了打扑克以后才出现的。我们打网球的四个人先开始,每天晚上轮流在李德家和我在外交部的罪恶渊薮打。我们把博古、李克农、凯丰、洛甫那样的体面人士都拖进了这个罪恶的泥淖。赌注越来越大。
最后独臂将军蔡树藩一个晚上就从博古主席那里赢去了十二万元,看来博古的唯一出路是盗用公款了。这个问题我们用仲裁的办法来解决,规定博古可以从国库中提出十二万元钱来交给蔡树藩,但是蔡树藩必须把钱用来为还不存在的苏维埃空军购买飞机。反正筹码都是火柴梗,而且,遗憾的是,蔡树藩买的飞机也是火柴梗。
彭德怀告诉我,他有一次被几个少先队员喝令站住,要看他的路条,否则就要逮捕他。
“但是我就是彭德怀,”他说,“这些路条都是我开的。”
“你是朱总司令我们也不管,”小鬼们不相信地说,“你得有个路条。”他们叫人来增援,于是有几个孩子从田里跑来。
彭德怀只好写了路条,签了字,交给他们,才能够继续上路。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生命。共产党所以能够对红军保持严密的控制,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是原因之一。
我住在彭德怀设在预旺堡的司令部的院子里,因此我在前线常常看到他。附带说一句,司令部——当时指挥三万多军队——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佩军衔领章。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长征途上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
我问彭德怀受到什么书籍的影响。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读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次开始对军人应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有了一些认真的考虑。“司马光笔下的战争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给人民带来痛苦——很像我自己的时代里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了要使我们的斗争有一些意义,为了实现长期的变革,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附带说一句,虽然政府军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五万到十万元要缉拿彭德怀,不论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他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我在那里的时候,看到有成千上万张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当时红军缺纸,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
彭德怀继续说:“我正好走过他家,便停下看示威。我看到有许多人都已饿得半死,我知道那个人的米仓里有一万担大米,可是他却一点也不肯帮穷人的忙。我生气起来,便带领农民攻打他的家,他们把他的存粮都运走了。我事后想起来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我只知道,他应该把米卖给穷人,要是不卖,他们把米拿走是应该的。”
“但是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他说,“比这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所以壮大是因为人民帮助我们。”
他向我转过身来,简单地结束道:“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教员的许多著作,当时是公开发表的,比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持久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不但国民党知道,日本人也知道。所以它是阳谋。
纵观教员的一生,他就是用他的阳谋,唤醒了许许多多沉睡的中国人。如果他的阳谋是为了个人私利,怎么可以公开发表?如果你不站在人民的立场谋事,你怎么能学懂他的阳谋?
教员的阳谋,大多集合在《毛选》里。《毛选》不是教人如何逆袭成为帝王,而是唤醒民众,给草根阶层带来“从来不靠什么神仙皇帝”的自信,给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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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教员的格局和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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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拿枪杆子的毛泽东,为何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一部电台的失去竟使历史突然间改变了走向,这是一九三四年的博古、李德、毛泽东,以及在上海忙于搜查的国民党秘密警察们,谁都不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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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一场国民党的神助攻,帮助毛泽东获得领导地位
毛泽东对影片中珍妃说的这样几句话特別反感,珍妃对光绪说:“现在外国人都支持你这个皇帝,反对她(慈禧太后),你不要跟着她走,外国人打进北京来,会让你来收拾这个摊子,外国人支持你,他们可以帮你把权力夺回来。”从影片的多个镜头与台词来看,编导者的这个倾向非常明显,珍妃还说:“我相信各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大臣孙家鼐也声称:“东西各国的使臣,也都向着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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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对这部电影如此反感?
《武训传》是新中国第一部“反动”戏剧。但它的内容其实很励志:清末,一个出身底层的手艺人,自己没有孩子,却省吃俭用,供养自己收养的诸多孤儿上学,读书成才。
这样一部如此“正能量”的戏剧,为什么会遭到毛泽东的强烈批判?
因为《武训传》的本质就是在教育人民:如果你是穷小子,那你就按照统治阶级(现在流行说权贵集团)给你设定的路径(科举考试)出人头地吧!
这种路径的结果是:作为个人你可能会发达,但底层人的总体命运并没得到改变。
在毛泽东看来,对待专制政府、阶级压迫就应该起来造反,而不是自我奋斗。
周大越狱后,劝武训投奔农民义军,武训未表同意。
影片中周大的形象也很苍白,客观上,革命失败的周大成了个人奋斗的武训的反衬。影片中还多次出现武训对主张斗争的周大发出的“杀几个人,行吗?”诸如此类的疑问,用烧杀两字来反映太平天国革命。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教员谈《清宫秘史》: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教员对影片中珍妃說的这样几句话特別反感,珍妃對光緒說:“现在外国人都支持你这个皇帝,反对她(慈禧太后),你不要跟着她走,外国人打进北京来,会让你来收拾这个摊子,外国人支持你,他们可以帮你把权力夺回来。”从影片的多个镜头与台词来看,编导者的这个倾向非常明显,珍妃还说:“我相信各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大臣孙家鼐也声称:“东西各国的使臣,也都向着皇上。”
“里通外国”,这是教员的“词汇表”里一个特别可耻的贬义词。他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错误就还可以挽救。”又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
当1949年1月,中共中央商讨解放军进城阅兵路线的时候,教员特别指出来:解放军必须从东交民巷穿过去!
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管会向各国使领馆颁发了公告:东交民巷之内的帝国主义兵营占地一律收回,其建筑全部征用。
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by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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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解放后,毛主席的一道特殊命令:解放军必须从这里穿过去
1958年,毛泽东到安徽考察,合肥大学校长请毛泽东为校名题字。毛泽东一转身,提笔就是四个大字:“安徽大学”
合肥大学校长:????
想想现在大学改名字多难啊,当年太祖一提笔,就帮你把学校名字档次直接从市提到省。审批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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