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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的另一面(一)

2016-02-02

戈登的另一面

戈登,也就是那个在中学的中国历史课本中,出任常胜军首领,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这大概就是大多数网友对此人的认识吧。或者稍微博学一点的,还会告诉你,这哥们在世界历史课本中也露过脸:若干年后,这个刽子手最终被苏丹的马赫迪起义军干掉了。总之,在教科书上,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反派。

本文无意为戈登翻案,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一个人的评价本就不同。比如还是戈登,如果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他无疑是一位对江山社稷有大功的国际友人。因此他的功与过,不是本文的要点。本文主要是通过叙述他的传奇一生,让读者能够更全面的了解这个人。

在开始叙述戈登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常胜军的历史。

常胜军的创建

常胜军,初名洋枪队,1860年组建于上海。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常胜军创建的背景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课本上说,这是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但这显然是结果,而非原因。列强可不是清政府可以随意搬弄的。就在几年前,双方之间还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让清朝的皇帝如丧家之犬般逃出了北京城。这是清朝自入关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因此,从道理上说,列强并不是非帮清政府不可,它完全可以帮助太平天国,或者两不相帮,保持中立。

列强对待双方的态度,实际上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早期,西方人对中国突然冒出来的一大波基督教兄弟,是持好感的。尽管洪秀全搞的那套拜上帝教的教义,和正统的基督教差了十万八千里,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更像是邪教。但不管怎么说,总比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来的近吧。

但是很快,洋人们就发现太平天国只会破坏,不会建设,如果让他们掌权,洋人们的生意就不用做了。而洋人中,除了少数传教士之外,绝大多数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可不是发扬什么国际主义,只是为了赚钱而已。尽管如此,从公开的表态来说,列强始终保持了中立立场,并未直接卷入中国内战。洋枪队只是雇佣军或者志愿军而已,不代表列强的官方态度。

1860年,当李秀成的部队逼近上海郊区的时候,租界里的几位外国公使,决定组建一支保护租界的军队,但又不愿卷入中国内战。于是找来了美国人华尔,组建了一支40人的洋枪队。

华尔

华尔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军人,而更像是个冒险家。他上过军校,但却中途退学,先后在墨西哥和克里米亚打过仗,军事素质一般,但阅历却十分丰富,尤其擅长于和上海的中外各色人等周旋,是个典型的“人精”。

洋枪队的财政主要由当时的上海滩大佬杨坊提供。杨坊是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个大佬,具备了之后大佬的一切特征:起于草根,发迹租界,呼风唤雨。他和华尔可谓一拍即合,不仅出军饷,还把亲女嫁给了华尔,来个中外一家亲。

初期的洋枪队,全由洋人组成(士兵多为菲律宾人),这就有个很大的问题:洋人是进口货,本地不产,因此兵源数量注定是硬伤。洋枪队组建初期还不足200人,这样的人数,就算是特种兵也打不过数量几乎十倍以上的太平军,何况它的人员素质远不及正规军,武器装备也不见得强过太平军太多。

课本里,凡是中外打仗,基本都是外国人一身神装,中国人只能人海战术。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从课本中也可一窥端倪。当年读书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个疑问:即使以我外行的眼光也可以看出,在课本插画中,太平军的武器明显强过40年后的义和团。

事实上,由于两广地区是最早被西方半殖民的地方,因此太平天国高层对西方的了解,并不仅仅只是拜上帝教,他们对西式武器也很感兴趣。其对火器的使用大大超过内地的普通清军。因此洋枪队的装备远远达不到碾压的程度——毕竟你还不是西方列强的正规军。

洋枪队最初的几次作战,几乎都是惨败。于是华尔改变政策,开始大量补充本地人作为士兵,洋人仅充当军官。这样一来,洋枪队的人数就达到了2000人左右,开始形成一定的战斗力。在获得几场小仗的胜利之后,被清政府改称为“常胜军”。但很快华尔就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了。

白齐文

常胜军的新任首领是华尔的副手白齐文。白齐文军事上乏善可陈,社交能力也远逊华尔,租界的各色势力都不喜欢他,这直接导致了常胜军的断饷。白齐文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率军打劫了华尔的岳父,也就是大佬杨坊。这下终于犯了众怒,被李鸿章革职查办。

此后,白齐文拉起一帮洋人弟兄投靠太平天国,无奈这时形势已经对太平天国不利,白齐文过去没几个月,又只好投降回来。这样的麻烦制造者,终于让美国公使忍无可忍,将他遣送回国,但冒险家白齐文不甘寂寞,到了1865年的时候,又潜回中国,还想投靠太平天国残部,被清军抓住。清朝官员想杀他,但是害怕美国抗议,于是用船把他押往苏州,半途把他淹死在浙江兰溪,对外则宣布是意外溺毙。

戈登上任

白齐文被革职之后,李鸿章找到英军将领斯塔夫利,请求他给常胜军推荐一位统领。斯塔夫利挑中了刚刚升任少校的戈登。这个任命有裙带之嫌,因为斯塔夫利是戈登的嫂兄,而且两人曾经在克里米亚共事过。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生于1833年1月28日,父亲是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位中将。戈登幼年就读陶顿公学,15岁进入皇家军事学校,成为一名士官生。1852年戈登军校毕业,进入皇家工兵部队,军衔少尉。

从这份早年的简历中,可以看出戈登同学绝对是根红苗正科班出身的军人,起点比华尔高了不少。还要注意一点,他的兵种是:工兵。

工兵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战场上的主角。但在维多利亚时代,这却是个大放异彩的兵种。

除了戈登之外,戈登身后事的继承者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也是工兵出身。基钦纳参与了1884年解救戈登的军事行动,并于1898年击溃苏丹马赫迪军,重新占领苏丹。一战时,他成为了陆军大臣、元帅。

相比于拿破仑战争和更早的路易十四战争而言,维多利亚时代是个难得的和平年代,当然这是针对列强而言。列强对内工业革命,对外瓜分殖民地,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鼎盛期。对于整个殖民事业而言,列强的合作远多于竞争。这期间最大规模的普法战争,也不过只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相比拿破仑战争的规模小的太多了。因此,战场外的殖民地建设,就成为了宗主国的头等大事,而这正是工兵的职责所在。

军队改革

常胜军在华尔的手中,虽然展现了一定的战斗力,但军队素质只相当于欧美民兵级别的水平。即使面对太平军这样的农民武装,也不占什么优势。戈登上任后,对常胜军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提高军饷,优待士卒,不抢掠不扰民。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士兵的士气,另一方面也可以专心训练。但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如曾李之流,未必不知道这样做的好处,但却很难实行。在清政府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中央财政近乎崩溃,而地方财政也早就被湘军淮军截留。其仍然入不敷出的部分,只有以劫掠百姓的方式获得。

PS:早先的抗日片,如《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所塑造的日本兵经典形象,莫过于扛着百姓家里的鸡,两眼放光的呵呵傻笑。但这显然有刻意丑化的因素在里面,以日本兵的专业素养,抢鸡实属无奈之举。抢个鸡也乐呵成那样,太没出息了吧。

既然不靠劫掠,那么就只有李抚台买单了。而后好些年里,李鸿章每当深情回顾这段战斗岁月,也不忘抱怨戈登几句,说这英国佬“不知变通”。

其次,严格纪律,强化训练。戈登要求中外一体,官兵一体,严厉惩处了敢于违抗命令的外国军官,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其时,中国人有“东亚病夫”的称号,数千英军打得数万中国兵到处跑。但戈登不信邪,坚持以英军的训练标准训练军队。

沙场多流汗战场少流血,常胜军这支烂军队蕴含的巨大潜能被发掘了出来,一直被洋人瞧不起的中国兵在训练场上个个都表现不俗,各项军训考核竟然都能奇迹般地达到英军标准,甚有过之。

苏州事件

军队改革之后的常胜军配合清军从上海西征,一路攻城拔寨,先克常熟,再占太仓,接着是昆山、泰州,兵锋直抵太平军屯兵重镇苏州。期间,常胜军屡次以数千之众,大破十倍数量的太平军,创下了赫赫威名。

戈登本人做派优雅,战事一起,总是冲在第一线,却连枪都不拿,挥舞着一根藤杖指挥部队冲锋,以身作则,激励士气,颇有中西结合的欧式儒将风度。

李秀成后来在狱中写“回忆录”,这样反省江南战事的逆转:“苏、杭之误事,洋兵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洋兵见银,打仗亡命。”

事情进展到这里,戈登不过也就是个很会带兵打仗的将领而已,还谈不上有什么不同凡响。然而稍后的苏州事件,让李抚台领略了西方职业军人的“怪癖”。

苏州被太平军经营多年,易守难攻,李鸿章和戈登围攻数月,也未能攻克。苏州副将郜永宽和主将谭绍光平素不合,常有投降清军之意。戈登知道后,与郜永宽取得联系。为了打消郜永宽的顾虑,戈登担保,投降之后将保证降兵降将的安全。

郜永宽于是杀死谭绍光,开城投降。然而,入城后的清军却发现苏州城内的一些异常情况:郜永宽等降兵没有剃发,苏州城内各大街巷都有石堆垒起,并设立关卡。

联想到自己的弟弟李鹤章在几个月前的太仓受降时,因为太平军的诈降而腿部中弹,差点丢掉性命这件事后,李鸿章决定先下手为强。

李鸿章设宴诱杀郜永宽等八个降将,并屠杀降兵两万人,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苏州杀降”事件。

这件事本来没什么,虽然中国自古就有“杀降不祥”的说法,然而和现实中的“势”与“术”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比如,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竟也称赞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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